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钮新强

当前我国正处在城镇化的高峰期，城镇化率由建国初期的10.64%提高到2020年的63.89%，社会财富、优质资源和精英人口向重要城镇高度聚集，部分城市人均GDP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城市“淹不起”也“淹不得”。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钮新强表示，经过长期特别是“十三五”时期的持续建设，我国主要城市防洪排涝能力得到显著提高。但由于历史遗留问题、资金投入不足等原因，我国大部分城市现状防洪治涝标准仍然偏低，不能满足新时期城市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要求。以长江流域为例，多数城市现状防洪能力不足100年一遇，防涝能力5～20年一遇，部分重要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保护堤防仍为4～5级堤防，防洪风险较大。近年来，气候异常，极端降雨事件频发，对此，钮新强建议，亟需提高防洪排涝标准，为城市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标准的防洪安全保障。

“世界发达国家重要防洪保护区防洪治涝标准都较高，如美国纽约防洪标准150年一遇、日本东京防洪标准200年一遇。对标国外发达城市，对于我国城镇化水平较高、经济发展态势较好的重要城市，应在协调流域防洪的基础上，科学系统提高防洪排涝标准，提升防洪工程等级，增强极端天气洪涝风险应对能力。”钮新强告诉记者。

2020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增强城市防洪排涝能力，建设海绵城市、韧性城市。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加强特大城市治理中的风险防控。”如何增强城市防洪排涝能力？钮新强建议应科学协调水利防洪排涝与市政治涝标准的衔接。钮新强解释说，应从设计降雨、水文计算等方面，加强城市外部河湖与内河、排洪沟、桥涵、闸门、排水管网等在水位标高、排水能力等方面的衔接，科学协调城市排涝与流域防洪的标准衔接关系。同时，他建议应协调流域防洪与城市防洪关系，系统构建城市防洪工程体系。加固城市防洪封闭圈堤防，结合区域发展战略和都市圈发展规划，谋划构建城市群大防洪保护圈。“对于位于蓄滞洪区、洲滩民垸附近的城市，应充分协调流域行蓄洪空间与城市未来发展空间关系，强化洪水风险空间管控，实现流域防洪安保与城市发展的双赢。”钮新强还建议应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建设城市防涝工程体系。老城区应结合城市更新同步推进排水工程提标和雨污分流改造；新城区应统筹市政排水工程与桥隧、轨道交通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关系。在协调涝水蓄滞与外排、汇集与外排等关系基础上，合理增设扩容排涝泵站。对于建设密度大且管网改造难度大、代价高的城区，宜探索构建以深层排水隧洞为骨干、辅以表、浅层治涝工程措施的立体治涝工程体系。

一座城市的“韧性”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市在抵御灾害并从灾害中“修复”的能力。防灾减灾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近年来，如何建设“韧性城市”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韧性城市”如何建设？钮新强表示，应超前规划，为超标准极端降雨预留出路。他解释说，城市布局应增强空间复合利用，在制定国土空间规划时预留一定体量的涝水调蓄空间，增加城市雨洪公园和涝水行泄通道建设，为超标准涝水预留出路。同时，加强雨洪公园、地下车库等超标准降雨消纳空间灾后恢复能力建设，增强城市极端灾害天气应对韧性。

同时，要创新海绵城市建设思路。对于山区丘陵型城市，充分利用地形高差，沿山顶、坡地、坪坝、河谷依次采用“高蓄、坡滞、低缓排”措施，构建阶梯式向下的“梯田海绵”系统，逐级消纳雨水；对于平原河网型城市，打通江－湖、港－湖、湖－湖阻隔，打造串联小尺度绿地沟塘和大尺度河湖水系的“大海绵”水网系统，推动城市排涝从分散点、线向系统网络转变。

此外，还要提高重要基础设施和生命通道安全运行保障能力。基于底线思维，对于医院、学校、地铁、火车站等重要基础设施、交通枢纽、生命通道，宜结合建筑物局部景观打造，采取挡、堵、抽等末端治理措施，提高城市生命线工程防洪排涝标准，并在行业标准和设计规范中进行明确；加强城市应急抢修和备用物资储备建设，保障供水、供气、供电和通信系统运行，确保城市基本功能不至于崩溃，增强超标准极端暴雨防御韧性。

在极端天气灾害发生时，时常有因为个人防灾意识薄弱、避灾知识缺乏造成人员伤亡的事件发生，谈到这一问题，钮新强建议应强化预报预警和防灾避灾意识。提高极端气候发生条件下城市降雨预报水平，构建降雨产流－地表径流－管网汇流－泵站外排－河渠下泄的一体化城市雨洪模型，超前预警受灾区域，提前采取防御和转移措施，降低对人民财产受到威胁；加强城市各级内涝抢险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增强市民防灾意识，提高市民自救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