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人语：
春风习习展新绿，万物滋荣育新机。三月春至，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在京如期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5000名代表委员承载职责使命，满怀信心希望，齐聚一堂共商国是。这一年的两会意义非凡。立足百年党史新起点，展望十年跨越新时代。全国两会奏响了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主旋律。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必须爬坡过坎。越是困难越要坚定信心、越要真抓实干。”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总结成绩，坦陈不足、直面挑战，进一步为中国奋进新征程指明了方向和路径。面对复杂形势、艰巨任务，我们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伟大的中华民族从不畏惧挑战。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在新时代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全国各族人民定能化压力为动力，积优势为胜势，统筹发展与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
稳大盘，既要扣主线，也要守底线。保经济促增长，做好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工作责任重大、使命艰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多次对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工作提出具体要求。“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有序推进城市更新，加强市政设施和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开展老旧建筑和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再开工改造一批城镇老旧小区，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和适老化改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救援能力，做好洪涝干旱、森林草原火灾、地质灾害、地震等防御和气象服务。”“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代表委员立足国情和实际，围绕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话题积极建言献策、同商共议，为做好新时代应急管理工作凝聚力量。
乡村振兴
张兴凯：美丽乡村建设下的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美丽乡村的“路”越走越宽，带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一些安全风险和“隐忧”逐渐凸显，并呈现出多样性、季节性、分散性、复杂性的特点。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兴凯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兴凯告诉记者，当前农村安全生产问题已经得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2021年，张兴凯在大量调研中发现，目前部分省市区的农村安全生产工作已开展了诸多有益尝试，并创造了许多值得推广的范例。如有的行政村打破上层部门界限，将公共安全、应急、交通等工作职能整合，尝试一体化的网格化管理模式；有的组织开展安全乡村建设试点工作；有的建立县级应急（消防）救援指挥中心和乡镇专（兼）职消防救援队伍等。
但同时让张兴凯忧心的是，他在调研中发现，农村安全生产形势比想象中还要严重，道路交通、火灾消防、工矿商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农村生产安全事故已经占到全部事故总量的60%以上。农村安全生产基础设施薄弱、农民安全意识淡薄、应急安全设施不完善等问题普遍存在。同时发现，相关部门在农村安全治理与应急管理中监管缺位、认识错位现象并存，造成有的农村生产经营业态和行为无部门监管，或者监管错位、无法形成合力的现象同时存在。
对此，张兴凯建议，从以下五个方面加强农村安全治理与应急管理工作。一是理顺监管机制，消除监管空白。通过推进农村安全治理和应急管理顶层设计，理清各部门监管职责，织牢农村安全生产监管和应急管理“责任网”。二是开展城乡一体化的安全风险与应急能力综合评估，摸清城乡安全风险和应急能力底数。根据摸底情况，制定出台适应农村生产经营特点的安全生产法规标准。三是加强基层安全治理和应急能力基础建设，有效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四是发挥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制度优势，扩大农村安全应急群防群治工作面。五是加强农村宣传教育，用老百姓的语言编制易读易懂、简洁明了的宣传材料。
张兴赢：加强农村地区防灾减灾和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2021年，我国河南、湖北、四川等地发生特大暴雨事件，引发了严重的洪涝灾害，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尤其是对农村地区造成了极其严峻的影响。一些地方乡村道路冲毁，电力、通讯、交通中断形成“孤岛”的局面屡屡发生。这让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副主任、国家大气环境监测卫星工程应用系统副总师张兴赢感觉到，在同等强度的自然灾害面前，农村的防灾减灾能力较为薄弱，亟待加强。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副主任、国家大气环境监测卫
星工程应用系统副总师张兴赢
张兴赢告诉记者，近20年来，中国80%以上的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都分布在农村地区。中国832个已脱贫贫困县中，有70%以上位于易受暴雨和洪水地质灾害影响的地区，因灾返贫风险挑战严峻。“目前，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中较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分布于城市地区。‘农村不设防’已成为较为突出的问题，使得农村地区成为中国防灾减灾的薄弱环节。” 谈到目前我国农村地区防灾减灾存在的短板时，张兴赢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受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限制，中国农村地区的地形、地质、自然禀赋等层面的复杂危害更加严峻，叠加农村贫困地区防灾减灾能力的明显不足。二是受城乡二元化体制的影响，防灾减灾和应急管理普遍存在着重城市、轻农村的现象。三是由于缺乏就业机会，以农村青壮劳力为代表的农民工流向城市地区，缺乏基础性群众力量。“目前，农村地区的防灾减灾知识的宣传教育相对滞后，相对来说，村民还缺乏防灾救灾知识及自救、互救技能。”张兴赢告诉记者。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演变加剧，极端天气和气候灾害愈加凸显，我国应该高度关注农村地区的防灾减灾体系，要确保广大的农村地区处于一个安全的生产状态。”针对农村地区防灾减灾存在的问题，张兴赢建议，从四个方面加强对农村防灾减灾和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第一，健全农村防灾减灾救灾科技支撑体系，推进农村防灾减灾救灾机制和能力建设。第二，各级政府应倾斜性支持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的防灾减灾能力建设。一方面加强农村和贫困地区灾害监测预报预警能力建设，解决灾害风险预警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另一方面要提高设防能力，编制和实施以村屯为单位的防灾减灾救灾规划，并将其纳入村屯现代化建设的管理体系和布局中。第三，加强农村防灾减灾救灾的宣传教育，构筑全体村民参与防灾减灾救灾的文化氛围。第四，推广农村灾害保险，建立农村灾害保障体系，克服救灾救济单纯依靠政府的弊病，设立农村救灾基金，增强救灾实力，化解农业生产风险，减少农民灾害风险。
赵剡水：呼吁建立国家农业农机化生产应急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国机研究院副总经理赵剡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部分省市暴雨汛情等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较大影响。2020年，东北遭受台风袭扰，玉米大面积倒伏。2021年，华北遭遇暴雨形成涝害，致使农用机械无法进地工作，造成收获时节延后、收获损失加大、冬小麦播种普遍延后，进而对2022年夏粮生产造成不良影响。对此，赵剡水就进一步强化国家农业农机化生产应急机制提出四点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国机研究院副总经理赵剡水
一是加强农机应急管理主体责任落实。建议制定相关的农机应急管理规章和措施，将农机化生产应急管理纳入各级政府的综合应急管理体系，形成农机化生产应急管理机制。同时，督促指导大型农业生产企业、单位完善灾害预警、应急值守、救援处置、应急物资保障等规章制度。重视灾害的预防管理及应急教育，增强预警能力、危机意识和救灾能力，建立应急管理风险评估机制，发展民间非政府应急救援组织。
二是加强自然灾害防御能力建设。建议推进农业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农业灾害发生规律研究。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增加土地深松、平地作业，清理沟渠，保持足够的蓄水容积，解决灌、排问题。完善与气象、应急管理、水利等部门信息共享机制，准确研判灾情趋势，利用大数据、卫星遥感、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提高灾害预报预警能力。
三是提高农机智能物联水平。建议综合运用北斗、5G、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推进农机物联网管理平台建设，完善各地“互联网+农机平台”的应急救援智慧系统功能，提高农业机械化生产状况动态监测、农机作业指挥远程调度和应急处理水平。
四是加强应急农业机械储备。建议遵循“平时农用，灾时应急”原则，加强救灾防灾专用农机装备储备建设和农机手应急救灾防灾技能培训，提高农机应急抢收抢种抢烘及排涝抗旱服务能力，促使农机保有量和类型结构满足救灾防灾需要。探索建立农业农机化生产应急管理基金以及政府储备和市场储备相结合的农业救灾物资储备体系。
防灾减灾
钮新强：提高城市防洪排涝标准，增强极端天气洪涝风险应对能力
当前我国正处在城镇化的高峰期，城镇化率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0.64%提高到2020年的63.89%，社会财富、优质资源和精英人口向重要城镇高度聚集，部分城市人均GDP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城市“淹不起”也“淹不得”。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钮新强表示，经过“十三五”时期的持续建设，我国主要城市防洪排涝能力得到显著提高。但由于历史遗留问题、资金投入不足等原因，我国大部分城市防洪治涝标准仍然偏低，不能满足新时期城市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要求。以长江流域为例，多数城市现状防洪能力不足100年一遇，防涝能力5～20年一遇，部分重要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保护堤防仍为4～5级堤防，防洪风险较大。近年来，气候异常，极端降雨事件频发。对此，钮新强建议，亟需提高防洪排涝标准，为城市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标准的防洪安全保障。“世界发达国家重要防洪保护区防洪治涝标准都较高，如美国纽约防洪标准150年一遇、日本东京防洪标准200年一遇。对标国外发达城市，对于我国城镇化水平较高、经济发展态势较好的重要城市，应在协调流域防洪的基础上，科学系统提高防洪排涝标准，提高防洪工程等级，增强极端天气洪涝风险应对能力。”钮新强告诉记者。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钮新强
2020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增强城市防洪排涝能力，建设海绵城市、韧性城市。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加强特大城市治理中的风险防控。”在谈到如何增强城市防洪排涝能力时，钮新强建议，应科学协调水利防洪排涝与市政治涝标准的衔接。钮新强解释说，应从设计降雨、水文计算等方面，加强城市外部河湖与内河、排洪沟、桥涵、闸门、排水管网等在水位标高、排水能力等方面的衔接，科学协调城市排涝与流域防洪的标准衔接关系。同时，他还建议，应协调流域防洪与城市防洪关系，系统构建城市防洪工程体系。加固城市防洪封闭圈堤防，结合区域发展战略和都市圈发展规划，谋划构建城市群大防洪保护圈。“对于位于蓄滞洪区、洲滩民垸附近的城市，应充分协调流域行蓄洪空间与城市未来发展空间关系，强化洪水风险空间管控，实现流域防洪安保与城市发展的双赢。”此外，还应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建设城市防涝工程体系。老城区应结合城市更新同步推进排水工程提标和雨污分流改造；新城区应统筹市政排水工程与桥隧、轨道交通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关系。在协调涝水蓄滞与外排、汇集与外排等关系基础上，合理增设扩容排涝泵站。对于建设密度大且管网改造难度大、代价高的城区，宜探索构建以深层排水隧洞为骨干、辅以表、浅层治涝工程措施的立体治涝工程体系。
一座城市的“韧性”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市在抵御灾害并从灾害中“修复”的能力。防灾减灾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近年来，如何建设“韧性城市”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钮新强表示，应超前规划，为超标准极端降雨预留出路。他解释说，城市布局应增强空间复合利用，在制订国土空间规划时预留一定体量的涝水调蓄空间，增加城市雨洪公园和涝水行泄通道建设，为超标准涝水预留出路。同时，加强雨洪公园、地下车库等超标准降雨消纳空间灾后恢复能力建设，增强城市极端灾害天气应对韧性。
此外，还要提高重要基础设施和生命通道安全运行保障能力。基于底线思维，对于医院、学校、地铁、火车站等重要基础设施、交通枢纽、生命通道，宜结合建筑物局部景观打造，采取挡、堵、抽等末端治理措施，提高城市生命线工程防洪排涝标准，并在行业标准和设计规范中进行明确；加强城市应急抢修和备用物资储备建设，保障供水、供气、供电和通信系统运行，确保城市基本功能不至于崩溃，增强超标准极端暴雨防御韧性。
朱定真：以重大气象灾害预警为先导，推进政府和社会应急联动机制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近年来罕见的极端天气出现频率、强度都有所增加。为了加强灾前统一领导和综合研判，有效组织开展社会动员，将防灾关口前移，掌握抗大灾中有力有序有效应对的主动权，在“极端”和“异常”更频繁之时处变不惊，避免“应急”变“救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朱定真建议，气象预警应注重体现灾害风险程度，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推进建立政府和社会应急联动机制，以重大气象灾害预警为先导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朱定真
朱定真告诉记者，2021年，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反映出预警与响应联动机制不健全的问题。“虽然气象灾害多发，但是相比地震等灾害，气象灾害的孕育、产生、成灾有一定发展迹象可循，越早抓住先机越能在应对中取得更多胜算。在日常生活中，虽然我们经常能通过电视、手机收到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但是真正明白这些颜色代表的气象灾害带来的风险的人却不多。”此外，朱定真认为，现有的气象灾害预警以反映天气自身强度为主，其描述的危害程度更多是自然属性上的“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步，这种理念已经不适应现实需求。“例如，同样是大风红色预警，风刮在白天和刮在晚上的影响就不一样。同样是一场50多毫米的降水，对南方城市造成的影响和对北方城市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由此可见，气象灾害预警尤其是重大气象灾害预警需要从自然属性向社会属性转变。
对此，朱定真建议，应建立健全以重大气象灾害预警为先导的部门应急联动机制和社会响应机制。“应重新定义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预警级别及预警符号的内涵。气象预警要从主要反映天气的强度，向反映对经济社会综合风险影响强度的风险预警转变，即“风险影响预警”，进而建立健全以气象灾害预警为先导的部门应急联动机制和社会响应机制。”朱定真告诉记者，落实基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高级别预警信息发布时，做到“关、停、限、避、调”等措施与预警信号固化绑定。由政府和专业业务部门确定后的重大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一旦发布，不需要等待相关政府部门二次确认、临时动员，全社会都能明确各自应对措施。这需要修订防灾减灾和突发事件应对相关法律条例，赋予这种全社会的联动机制自主启动的法律保障。为了公众准确理解重大气象灾害预警级别及预警符号的内涵，朱定真建议，在大中小学均应有对各类预警（国标、行标）应对的解读和教育课时。“如果能够在网络游戏、影视剧中增加防灾减灾常识的传播，寓教育于娱乐之中，通过潜移默化形成自觉，就能够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
在加强防灾减灾信息共享资源池建设方面，朱定真建议，应在保障信息安全使用前提下，协调推进灾害预警业务单位跨领域合作，共享人员流动、风险暴露度分布等社会行为、环境信息，用于完善预警预报模式，以提高预警的及时性、针对性、有效性。
此外，朱定真还建议，应对应急避险场所实行全国统一标识。配合应急联动机制和社会响应机制，城市中风险脆弱性、暴露度高的区域要规划建设（或者应急时征用）防涝、防风、防雷电避险场所。要对避险场所施行全国统一的醒目标识和色彩，便于正确识别、使用。
王作英：构建现代化应急救灾物资管理体系
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全理念，构建现代化应急救灾物资体系，提高应急救灾物资管理质量，将对践行“我国是大国，必须具备同大国地位相符的国家储备实力和应急能力”提供坚实保障，也必将有效提高我国应对处置重大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丹东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王作英认为，目前我国应急救灾物资管理体系基本完善，国家层面经历的大规模灾害救助、大批量物资调拨、大范围救灾捐赠等实战经验比较丰富，防灾思想意识、防范准备、应对经验比较成熟，处理受灾救助时效性显著提高。但在取得成效的同时，我国应急救灾物资的管理体系短板也不容忽视。“在应急救灾的专项经费投入方面还有缺口，地方救灾物资储备的帐篷、被褥、折叠床、冬装等储备规模偏小。”王作英告诉记者，有些地方重点企业、社会组织等参与救灾物资储备的积极性不高，企业储备救灾物资的社会责任意识不强，主要救灾物资的产能、储备等掌握情况不够精准。此外，围绕救灾物资需求预测的科学性、精准性、严谨性还需提高，物资调运发放全程追溯还没有完全实现，在精确投送、落实到户到人“最后一公里”的时效性上，仍然存在短板。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丹东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王作英
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王作英建议，应完善高效储备体系，构建统筹保障格局。“要加大专项资金投入，补齐补全地方应急救灾物资储备，提高基层解决突发事件应急能力，着重处理好社会舆情的导向宣传，充分利用公益媒体等宣传手段，引导社会舆情树立正确安全防范意识。”王作英告诉记者，围绕应急救灾物资储备的重点方向、重点地区、重点对象，对有能力集生产、加工、储备、运输一体化的储备基地，给予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夯实应急救灾物资储备的主体责任，构建“辅之以利、辅之以义”保障机制，加强省市县本级管理部门的统筹联动，打造国家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互为补充、上下衔接的新格局，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
“我国的应急管理体系不断健全，应急救援效能显著提高，在应急救灾物资管理方面也积累了很多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提炼既有工作成效并进行推广，形成示范引领效应。” 对于构建数字监控体系，提高应急管理效能，王作英提出，应围绕我国“十四五”规划“数字强国”的决策部署，对现有应急救灾物资库房的环境监控、应急通信、物流作业等功能进行整合升级，为职能部门的救灾物资管理调控、质量溯源提供数字化、智能化、现代化支撑。构建规范化、标准化应急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完善属地部门之间、地区之间、政企之间信息互联互通机制，实现数据资源多主体、多层级、全流程信息共享，筑牢数字化工作流程。此外，王作英还建议，组建国家、省、市、县多学科、多领域专家团队，进一步完善系统化、可操作的应急救灾预案体系建设，提高科学预判和防范处理重大突发事件能力，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应急救灾管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
郭凤莲：加强在晋中央防汛抗旱物资储备
防汛抗旱物资储备作为应急物资储备的一种，是开展抗洪抢险、抗旱减灾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我国是大国，必须具备同大国地位相符的国家储备实力和应急能力。”《关于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加强战略和应急物资储备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统筹解决好“储什么”“谁来储”“怎么储”的问题，系统规划、科学优化储备的品类、规模、结构，加快补齐补足关键品类物资短板。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大寨镇大寨村党总支书记郭凤莲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大寨镇大寨村党总支书记郭凤莲表示，2021年，山西省出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强秋汛，汾河中下游地区遭遇严重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50亿元。灾害暴露出山西省基层防汛抗旱物资储备仓库建设较为滞后，防汛抗旱物资种类不能满足抢险需求，物资储备相对单一，必要物资的储备数量、品种不足，种类针对性有待加强。
为进一步发挥在晋中央防汛抗旱物资作用，提高山西省应对突发汛情灾害能力，郭凤莲建议，从三个方面加强在晋中央防汛抗旱物资储备。
一是增加在晋中央防汛抗旱物资储备仓库数量，优化储备布局。目前，山西省内的中央防汛抗旱物资储备仓库位于省会太原周边，建议国家在汾河下游、黄河金三角运城地区一带，增设中央防汛抗旱物资储备仓库，优化储备布局，不仅便于支援山西省防汛抗旱，同时便于就近支援豫陕两省防汛抗旱救灾工作。
二是优化在晋中央防汛抗旱物资储备库存结构。结合2021年秋汛实际，要转变对于山西“十年九旱”的认识，调整目前在晋中央防汛抗旱物资储备中防汛物资与抗旱物资比例结构，提高防汛物资比重。同时，增加针对城市中涵洞、桥梁、隧道内排涝、救援需要的搜索救援设备和适用于狭窄空间快速排水的大流量排涝设备，增加针对大面积洪涝地区搜索救援受困人员需要的无人机、冲锋舟等设备，使其能够更加适应我国现阶段防汛抗旱工作需要。
三是强化中央防汛抗旱物资储备管理部门与地方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建议加强与地方防汛抗旱指挥部、流域机构、水利部门的沟通联系，以提高紧急情况下的工作协同程度；加强与当地各级防汛抗旱物资储备管理部门沟通联系，建立协作交流机制，便于调整优化区域内物资储备整体结构。
安全应急产业
姜耀东：破解瓶颈，促进安全应急产业健康发展
安全应急产业是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各类突发事件提供安全防范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处置与救援等专用产品和服务的产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原副校长姜耀东认为，从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应急保障及2020年、2021年应对各类自然灾害和生产安全事故的经验来看，安全应急产业对于提供先进技术和装备、满足应急物资保障需要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原副校长姜耀东
姜耀东表示，经过十多年的培育和促进，我国安全应急产业进步是明显的。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中国安全应急产业总产值超过1.5万亿元，较2019年增长超过15%，该产业正在走向快速发展通道。但值得注意的是，产业发展不平衡、高端产业供应不足、优势企业带动作用不明显等问题已然成为安全应急产业发展掣肘。
“发展和壮大安全应急产业，要尊重产业发展的规律。”因此，姜耀东就促进安全应急产业健康发展提出以下三个建议。
一是进一步加强政府宏观政策的引导。建议在“十四五”时期配合贯彻落实国家应急体系规划的同时，尽快出台顶层的指导性政策。二是依靠科学技术和政府资金引导产业发展。建议在安全应急核心技术与装备研发方面加大科技投入；在支持研发先进、急需的安全应急技术、产品中，要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吸引社会资源积极参与科研成果转化与产业化进程；面向四大类突发公共事件的需要，通过实施安全应急装备和产品应用示范，推动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三是提高区域安全应急产品供给能力。建议支持地方发展特色鲜明的安全应急产品和服务，优化现有示范基地发展路径，促进区域安全和应急保障能力分布更加合理。四是提高安全应急产业提高保障能力。建议安全应急产业发展要以需求为导向，重点支持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和应用场景创新，壮大产业与提供保障紧密结合，协同发挥政府、企业、社会作用，破解安全应急产业发展瓶颈。
城市安全
郑鈜：加强应急能力建设，保障城市安全发展
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各种灾害，防范灾害带来的影响，降低灾害造成的损失，成为捍卫城市安全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四川省委副主委、西华大学副校长郑鈜建议，应加强城市应急能力建设，保障城市安全发展。
“加强城市灾害调查，完善应急预案非常重要。”郑鈜建议，应结合自然灾害普查工作和城市应急需要，试点开展城市灾害普查，摸清城市尤其是大型和特大型城市灾害隐患。对不同部门、层级、类型主体的救援能力、救援物资储备等应急资源进行调查，探索高效快捷的应急物资调度使用机制。进一步规范、完善城市总体和专项应急预案，推动预案电子化、智能化建设，提高危险化学品、火灾、燃气等专项预案与基层部门应急预案的可行性与高效性，增强预案保障措施，明确应急响应的权限与责任，提高响应速度和能级，加大对省市县乡不同层级总体应急预案对接的审核力度，建立智慧应急预案实施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四川省委副主委、
西华大学副校长郑鈜
在加强承灾能力建设、增强城市韧性方面，郑鈜建议，应在灾害普查基础上建立责任清单，厘清、落实重点灾害隐患的监管责任，有序推进各类灾害隐患点的治理与监管。充分考虑不同灾害风险和影响因素，将各种应急力量系统纳入城市应急救援体系进行综合管理。加强公共基础设施、设备、场所的管理力度，建立重要隐患点的巡查、检查、值守、管理制度。加强外部生命通道的维护与管理，确保重特大灾害发生后的生命通道畅通。针对不同灾害类型与等级，对现有应急避难场所进行适用性评估与改造，优化升级应急避难场所。
加强物资储备供应，对提高城市安全保障水平至关重要，对此，郑鈜建议，应深入研究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形式的应急物资储备机制。健全中央、地方、部门多级应急物资储备与使用制度，建立分类物资储备职责，不断充实各级应急物资储备种类与数量。加强信息能力建设，有效提高决策质效。“依托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普查，结合智慧城市建设，加快部署省级灾害数据中心，进一步建立健全省市县三级数据上报和使用制度，加快灾害数据开发使用进度。”郑鈜告诉记者，应强化部门联动机制，提高应急管理、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的信息监测、处理能力，对接安检、卫生、公安数据，运用区块链技术，采用分布式布局，建设省级应急信息系统。强化应急通讯保障，建立天基、空基、陆基三位一体的应急通讯系统。完善联合研判与决策机制，建立跨区域、多领域的专家队伍，及时准确进行灾情研判和处置决策。
此外，郑鈜还建议，应加强应急装备建设，增强救援能力。鼓励科研院所、企业开发高层建筑消防装备、特殊环境救援机器人、地下管道巡查修复设备等智能化、高技术应急装备。积极拓展资金筹措渠道，加快提高各级应急救援队伍的装备水平。
吴智深：提升城市安全风险监测的可靠性和预知性
在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要加强市政设施和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开展老旧建筑和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当前，我国城市安全新旧风险交织叠加，城市基础设施开始从“建设期”走向“维护期”，安全保障及维护管理压力加大，城市安全形势复杂严峻。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江苏省委副主委、东南大学城市工程科学技术研究学院院长、国际智慧基础设施结构健康监测学会会长吴智深表示，提升城市安全风险监测的可靠性和预知性，及时发现城市运行中各类风险隐患，提升城市抗灾“韧性”，是实现城市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措施。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江苏省委副主委、东南大学城市工程科学
技术研究学院院长、国际智慧基础设施结构健康监测学会会长吴智深
“当前，在我国城市发展中，一大批桥梁隧道、高铁地铁、电力、楼宇高塔以及地下管廊等大型城市基础设施需要可靠的长期安全风险监测以及维护管养。”吴智深告诉记者，如何利用信息化及智能化手段开展精准监测，提升监测预警技术装备体系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是当下城市基础设施安全运营维护的迫切需求。吴智深打了个比喻，大型城市基础设施像人体一样，内部可能有各类疑难杂症，但这些大型基础设施不能像人一样到医院去接受精密检查，只能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对其进行“健康监测”。由于大型基础设施各类疑难杂症的早期“病状”所反映的信息并不明显，在监测过程中，必须要求数据具有可靠性和精准性。“只有对可靠数据进行全面解析或剖析，得出的‘诊断’才是有效的，才能实现治病于末端。”吴智深说。
吴智深表示，城市安全风险监测还要提升预知性。“所谓预知性，就是通过高性能长期监测技术、解析评估技术和智能化技术，得到各种监测数据，对其基本运行状况进行实时评估，同时再根据积累的可靠大数据进行分析，尽早发现城市基础设施安全风险和隐患，精确把握早期‘病状’，‘治小病防大病’甚至‘治病于末端’，提升城市基础设施的安全可靠性，实现城市以及城市生命线的可持续发展。”吴智深解释说。
数字化、智能化到智慧化是当代城市发展潮流趋势。吴智深建议，应利用好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发展新基建，做好顶层设计，建立耐久、强韧的智能监测与感知系统，实现平灾条件的全过程监测，进而进行智能分析与决策，为制定应急方案、灾害救援、资源调配等提供依据。
“发现城市运行中各类风险隐患，以及针对城市老旧建筑和基础设施应及时进行城市抗灾能力提升工作。”吴智深补充说。还必须高度重视提高城市发生灾害后的快速可恢复性以及自恢复能力，即开展城市复原力的抗灾“韧性”提升工作。
田春艳：完善城市体检评估体系，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城市安全韧性的问题凸显，目前，我国的大中小城市都面临着人口、资源、财富和社会活动的快速集中，突发性传染病、火灾、洪灾、地震、极端气候、房屋与桥梁倒塌、道路塌陷等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不断凸显，并且各种因素叠加、相互交织，形成非常复杂的局面，城市安全问题不可忽视。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三检测所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田春艳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三检测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田春艳告诉记者，近年来，突如其来的暴雨灾害以及路面塌陷、桥梁倒塌等事故时有发生，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道路、桥梁、轨道交通工程、排供水、热力、燃气各类管线等市政基础设施对保持城市功能正常运转非常重要，这些设施的安全运行是打造韧性城市的基础，提高市政基础设施应对各种灾害和突发风险的能力极端重要和紧迫。”田春艳告诉记者。
田春艳表示，“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的城市体检工作，对打造城市安全和韧性有重要意义。城市体检工作能够发现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方向性的解决思路和建议。从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等经验和教训来看，在目前的城市体检评估指标体系中，安全和韧性指标设计考虑还不够充分，针对性还不够强，城市体检评估指标体系仍需要不断修改和完善。“只有充分理解城市安全韧性的重要性，抓住城市运行的安全底线，城市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空间。”田春艳告诉记者。
田春艳表示，目前，城市体检评估体系包括8个方面65项指标，其中安全韧性方面有7个指标，占比10.8%，且仅有一项为底线指标，其他均为导向指标。对此，她建议，在城市体检评估指标体系中增加两个相关指标，即市政基础设施预警检测率和市政基础设施完好率。
同时，在已有指标基础上继续优化城市防涝指标。“目前在安全韧性方面包含两个城市防涝指标，分别为常年出现内涝积水点的数量和市辖区建成区内具有渗透能力的地表面积占建成区面积的百分比。”田春艳告诉记者，在面临极端暴雨时，整个城市都受到灾害的冲击，常年内涝积水点的数量能否充分体现防涝能力，值得商榷。这些指标的合理性和充分性都需要结合历年来城市水灾情况重新进行系统研究，并对指标进行优化，力争最大限度代表城市防洪涝的能力。对此，田春艳建议，增加体现城市应急预警能力的评价指标，建立“变事后应急为事前预警”的观念，采用数字化技术手段搭建国家和地方联动的城市安全预警系统（含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通过一定的方式评估城市应急预警机制是否健全、灾害预警是否及时、灾害发生后应急预案是否真实有效。此外，田春艳还建议，加强城市灾害预警预算投入，建设数字化城市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骆沙鸣：加快韧性城市建设 推进城乡融合安全发展
城市建设着眼于提高综合抵抗力和系统恢复力，以全领域风险防控的现代城市治理思维，提高城市治理系统内生的自我调适和自我修复能力。目前，我国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空间资本化导致的非均衡博弈、空间同质化导致的人文性缺失等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中央常委、福建省泉州市政协一级巡视员骆沙鸣认为，应将韧性城市规划理念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以问题导向推动常态管理和应急管理有效衔接。
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中央常委、福建省
泉州市政协一级巡视员骆沙鸣
骆沙鸣建议，全国各地应抓紧制订韧性城市建设专项规划，进一步增强城市冗余性、抗逆性、反省性、灵活性、兼容性、整合性。健全风险评估机制，提高城市风险防控的科学性。完善综合防灾预警预案，增强应急行动预见性、时效性、规律性。从安全评估、空间格局、防灾减灾、公共服务、应急体系等方面加强韧性城市规划编制，通过城市风险分类、扰动因素排序、预警预判、监控与反馈、规划策略的动态响应等来进行韧性城市规划建设，完善多风险统筹、多系统协同的韧性战略规划编制。“还要立足国情，加强社区共建的治理韧性和数据驱动的技术韧性。”骆沙鸣认为，应建立健全城市防灾减灾体系，提高城乡回应率与协同性。探索和总结具有地方特色的全风险、全过程、全领域的平战结合空间韧性城市建设经验。“注重数据收集管理与技术创新，重视社区的公平性、共享性和居民差异化需求的个人韧性，促进居民的共同富裕和社区的健康韧性。”骆沙鸣表示，应提高灾害应对的自组织力，提高公众参与率和社会凝聚力，扩大分享韧性红利覆盖面，更好地体现人民城市人民建，更好地提高城市的回应力、协同性和韧性度。
加强公民参与社区对话也是社区共建治理韧性的渠道。骆沙鸣认为，应建立针对性强的风险管理组织制度，完善预案和恢复性联动互助对策，注重激活城市的社区韧性。 “完善社会公共政策协同与整合链条，协同补齐城市脆弱性短板，创造更多中国特色韧性城市建设经验。”骆沙鸣告诉记者，应当关注科学评估分析城市面临风险和挑战，大尺度地分析反思城市建设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实施从以治疗为主到以预防为主的多元主体协同防控模式，加强韧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充足性和可靠性，降低城市灾害发生的概率。
在完善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方面，骆沙鸣认为，应重心下移，增强城市抗逆力，完善韧性城市发展和城市韧性度提高的顶层设计，制定合理的韧性城市风险评估机制和绩效评价体系。此外，骆沙鸣还建议，应进一步完善和协同城市技术韧性与制度韧性体系。
消防安全
孙建博：推进5G技术在森林草原防灭火中的应用
据了解，近年来，通过实施诸多林业生态工程，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发展，森林面积和蓄积有较大幅度增长，重点林区可燃物载量远超临界值，中幼林和高油脂树种比重较大，增加了森林火灾的防控风险。此外，再加上极端天气增多易形成短时持续高温、大风天气，为森林草原火灾集中爆发创造了易燃条件。森林草原火灾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危险性高、处置困难，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强化火源管控、消除火灾隐患尤为重要。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淄博市原山林场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孙建博告诉记者，各地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化科技手段，最大限度保障森林资源安全，实现对重点林区火情、林业植物资源24小时不间断监管。兼容有线、无线网络的大型视频监控综合管理系统应运而生。中心监控人员可以通过此系统直接对各个重点林区进行实时监控，不仅能直观地监视和记录现场的实时视频情况，还可通过在前端安装各种报警辅助设备，从而有效防止火灾蔓延，做到及时预警和指挥救火工作。这为林区植物资源保护提供了第一手视频资料，也为后续的事件处理带来了可靠保障。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淄博市原山林场发展战
略委员会主任孙建博
孙建博认为，随着5G技术的推广应用和深耕发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应从人防、物防的管理模式转变为“5G防”，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和“互联网＋”模式，为森林防灭火提供“千里眼”“顺风耳”，精准掌控森林防火点位，切实提高森林火灾综合防控能力，保证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以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实现森林防灭火智能化在5G时代下的发展应用，不仅是提高森林灭火救援实战能力的迫切需求，也是推动森林消防救援队伍灭火救援智能化的必然要求。对此，孙建博建议，应加大5G技术应用，打造现代化的森林防火监测预警、远程救援指挥系统，提高监测预警和救援效率，最大限度减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有效筑牢森林防火安全屏障。在全国各地建立5G技术应用森林防灭火智能化试点，探索通过5G技术应用在大数据、无人机、红外探测、卫星监测等新技术，推进防灭火监测预警精准化、扑火决策智能化和扑火装备现代化，提高森林防灭火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此外，他还建议，建设森林防火5G“电子围栏监测系统”，把重要林区及各边界处监控起来，实现对非法进入林区的人员及时发现、劝阻、取证等，并实现轨迹回放。
孙涛：建议山西设立国家森林消防队伍
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常年干旱少雨。近年来，山西省发生的几起重大森林火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不但造成经济损失，而且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为山西省森林草原防火工作敲响了警钟。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动力研究院有限公司山西柴油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总装试验二厂装配班组班组长孙涛介绍说，山西省现有林地面积787.25万公顷，占国土面积50.26%，森林覆盖率23.57%；天然草地面积455.2万公顷，占国土面积29.2%，国家和省级自然保护地270处。省内集中连片针叶林多，农林业交错区域大，林下可燃物载量厚；林区地形条件复杂，沟壑纵横，地势陡峭；受全球气候影响，高温、干旱、大风等极端天气增多；旅游、农牧业生产等野外用火行为增多，直接导致山西省森林草原火险等级高、火源管控难度大、发生森林草原火灾几率高。
孙涛表示，虽然目前山西省组建了县级森林消防专业队伍，但由于缺乏系统的训练，实战经验不足，整体作战能力薄弱，仅能满足日常防护和早期森林火灾扑救，难以应对处置较大以上森林草原火灾。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动力研究院有限公司山西柴油
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总装试验二厂装配班组班组长孙涛
孙涛认为，国家连续十几年短期派驻山西省的国家森林消防队伍与省内森林消防专业队伍联防联训、联合进行灭火工作，充分发挥了国家队和主力军的作用。特别是近三年来，应急管理部先后调集内蒙古、甘肃、吉林总队等国家森林消防队伍共计3300余人次，在驰援扑救山西沁源县、榆社县、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等地重大森林火灾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由于跨区域增援距离远，队伍难以在第一时间抵达火场，给24小时内扑灭火灾带来极大挑战。鉴于这种情况，孙涛建议，在山西省设立一支1000人的副总队级国家森林消防支队，由应急管理部统一领导管理，部省双重调动指挥，承担山西省内较大以上森林草原火灾以及周边省区重大以上森林草原火灾扑救任务。这对提高山西省森林消防综合救援能力，有效处置较大以上森林草原火灾，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马邦河：加强农村地区消防安全工作
农村地区消防工作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乡村建设的重要保障。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农村地区消防工作基础薄弱问题日渐突出。“消防设施太少，这是大多数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比较突出的问题。而这些地方大多数住房是砖木结构，存在一定的消防隐患。”对此，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政协副主席马邦河建议，加强农村地区消防设施建设，各级政府应根据农村地区人口分布、道路状况等合理规划消防设施服务半径，统筹推进农村消防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夯实农村火灾防控基础。
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政协副主席马邦河
在采访中马邦河告诉记者，目前农村地区民宅房屋毗连，消防间距、消防车通道、消防设施、电气线路敷设等不符合安全标准的现象颇多，火灾事故频发。马邦河表示，农村地区消防组织建设还不完善，消防安全责任落实还有待加强，隐患整改经费投入普遍较少，基层监管能力也有待提高。
“临夏回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和青海东部地区的民宅独具民族特色，用了大量木质材料，但我们这里一个县只有一支消防队，多数地区没有配置相应的消防蓄水池。出现火情后，村民只能用桶提水进行扑救，很难在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火情。”对此，马邦河建议，应统筹推进农村消防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夯实农村火灾防控基础。按照有关技术规范要求，确保农村消防安全布局、消防通道、消防水源、消防装备等消防基础设施与村社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时，还应建立健全农村基层消防组织，确保消防工作事事有人抓、时时有人管。
“当前，农村的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独居老人、留守儿童较多，他们的消防安全意识相对薄弱，多数未能掌握正确的疏散逃生方法。”马邦河建议，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新闻单位应加强农牧村消防安全宣传，在民族节庆、文化下乡、普法教育、防灾减灾宣传等活动中，融入消防安全知识内容。相关部门和机构应发挥自身优势，指导广大农村地区居民学习消防安全知识，组织开展逃生自救演练，在村“两委”中设一名兼职消防安全员，进行专门培训。“还要发动基层网格组织和消防志愿者，深入社区和村（居）民家庭开展住宅火灾案例警示教育，提示群众外出关火、关电、关气，主动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马邦河告诉记者，可以通过在村内醒目位置设置消防宣传栏、设立防火标志、定期广播宣传消防常识等手段，广泛普及冬季安全用火、用电、用油、用气等消防知识和逃生自救技能，不断提高消防宣传力度。
化工安全
张春生：安全生产工作要从零开始向零奋斗
全国人大代表，金陵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春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金陵石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陵石化”）始终站在事关企业生存发展和履行国有骨干企业责任的高度，牢固树立“从零开始、向零奋斗”的安全发展理念，将安全生产各项要求措施落实到生产经营和建设发展的每个环节，保持企业安全平稳运行态势。结合金陵石化经验做法，张春生就如何做好石化企业安全工作谈了以下三点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金陵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春生
理念先行，不安全绝不生产。张春生表示，安全生产管理搞得好不好，关键在理念。随着全社会对安全生产的关注度提升，企业的安全管理理念也进一步加强。从以前遇到小问题尽量不停机，到现在只要有隐患就绝不生产可以看出，安全生产意识已经深深扎根于每位员工的心中。近年来，金陵石化通过发布运行新一版HSE管理体系和配套的管理手册，明确了管理职责、管理主体和管理内容，各体系要素与公司制度、KPI指标等一一对应。完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岗位责任和考核标准，确保体系运行“层层负责、人人有责、各负其责”。
智能助力，推动安全管理提档升级。张春生告诉记者，深化本质安全型智能工厂建设，必须加强设备设施本质安全管理。金陵石化通过加强大数据应用，建立报警实时监控系统和异常管理平台，可及时发现潜在风险。运用无泄漏系统推进设备完整性管理体系建设，着力降低设备运行风险，公司连续两年未发生上报非计划停工。充分利用省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建设契机，全面排查梳理相关传感器、视频监控运行情况，建立24小时监测监控值守机制，对报警信息及时发现、及时上报、及时处置，不断提高重大危险源风险管控水平。
注重培训，要让人人讲安全。张春生认为，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始终要将教育培训作为提高安全管理水平的重要抓手，坚持创新安全教育方式和载体，在培训的内容和形式上狠下功夫。金陵石化将安全教育融入“大学习”“大培训”体系中，广泛采用全员岗位练兵、技术比武、导师带徒、计算机仿真培训等方式，定期举办专题培训。建立以生产调度指挥中心为核心的应急管理网络，完善公司综合应急预案和16个专项应急预案，提高事故防范和处置能力。
欧其：以数字化改革 加快实现化工产业管控能力现代化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提出明确要求。其中，“推进５G规模化应用，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更是为未来化工产业智能数字化转型指明了方向。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欧其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欧其表示，我国化工行业数字化改革起步较晚，虽然近几年的相关政策为产业数字化进程装上了“加速器”，也让一些地区的化工数字化转型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欧其坦言，当前化工行业总体水平与国际先进相比，仍处于数字化平台建设的初级阶段，且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较为明显。尤其是一些违法违规小企业、小作坊、甚至是黑窝点的存在，不仅从整体上拉低了整个行业的发展水平，还给社会安全稳定带来了极大的风险隐患。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一些潜在风险正在悄然形成。欧其分析说，自江苏响水“3·21”事故发生后，危险化学品项目正由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加速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转移。而与之不匹配的是，承接地因统筹发展和安全不够、数字化建设滞后，管理乏力，导致生产安全事故呈上升趋势。
“推动化工行业数字化转型迫在眉睫。”欧其建议，通过以下四个方面加快化工行业数字化改革、实现管控能力现代化。
一是以数字化手段精准排查“小化工”。建议工信、公安、市场监管、生态环境等多部门系统对接、数据共享，通过工业用电户、动力电使用、工商注册登记资料、危险化学品车辆运输轨迹等大数据甄别，对小化工底数彻底清查。
二是严格新建项目本质安全准入。建议把数字化建设作为行政许可的前置条件，要求新建精细化工装置必须实现全流程自动化控制，特别是一、二级重大危险源、关键部位及工艺参数的数字化全覆盖，做到100%自动预警、紧急停车和联动处置，同时接入园区重大危险源实时在线监测监控系统。后期逐步将企业三四级重大危险源、经评估认定的重大风险点和国家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等纳入监控范围。
三是深化推进化工园区安全监管和应急救援信息平台建设。建议在化工园区规划建设和认定时，同步加强数字化的部署和考核，加快推进承接地化工园区安全风险评估复核和“一园一策”整治提升。此外，要加快实施园区内现有项目安全设计诊断，并在现有风险分级管控的基础上，升级风险监控预警、风险动态预警评估模块，对风险隐患及时发生警示。
欧其特别提到，随着运行年限不断增长，部分早期建设的化工装置已进入疲劳运转状态，系统稳定性和故障率上升等问题不断显现。如何让老旧设备借助数字化转型“春风”实现更新换代，还需要政府部门和企业齐发力，加大资金投入，引导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的有序发展。
乔旭：以“最小化”原则画好化工安全与清洁生产同心圆
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的化工产业，具有易燃易爆、高温高压、“三废”排放量大等特点，因其行业的安全与环保问题突出而饱受社会争议。重特大事故发生拉响了全行业的沉重警报，环保与安全需求导向间存在的矛盾，加剧了化工行业所面临的“政府揪心、企业烦心、社会闹心、行业痛心”的困境。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工业大学校长乔旭
在困境中寻求突破，实现化工与环保的辩证统一、化工与安全的统筹协调，是化工行业高质量的必由之路。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工业大学校长乔旭建议，遵循“最小化”原则，实现生产、安全和环保三者之间的统一，加强化工、安全和环保等部门的政策协同，寻求化工安全与清洁生产的最佳联结点，以产业技术创新助推高质量发展。
乔旭介绍说，本质安全“最小化”原则，是指通过减少化工过程及装置中的物料用量和能量密度，降低事故的发生概率和严重程度。简而言之就是“化大为小”，将化工厂的高耸塔器和巨大釜罐，分化成若干个最小单元，通过强化手段大幅度提升单元效率，将单元智能集成为高通量的工业化装置，从而实现生产本质安全，同时运用源头绿色、过程减量技术，大幅度减少污染物的生成和事故的发生，加之采用先进装备和自控手段杜绝无组织排放，实现“三废”量最小化。
其次，建议相关部门遵循“最小化”原则，对化工工艺、装备和信息化系统进行监管，在项目立项、工程设计与施工、生产运营等各个环节提出明确要求，并从管理和技术角度严格管控，真正做到本质上的安全、环保设施“三同时”制度的落实。
再者，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开展绿色化工技术创新。发挥政策、资金、项目的导向和杠杆作用，加强科技计划、科研基金投入，以“揭榜挂帅”“赛马”等制度，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研发遵循“最小化”原则的全流程本质安全、绿色制造等技术，并以信息化赋能，提高化工安全风险防控水平，实现化工“三废”循环利用和近零排放，从根本上解决化工发展的安全和环保问题。
矿山安全
满慎刚：“数”写新安全 “智”创新矿山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矿山企业的发展更是要求稳、保安全。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黄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满慎刚在谈及矿山安全时表示，矿山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安全的保障。伴随着数字化经济的快速发展，山东黄金集团抢前抓早、先谋快动，通过多年的数字化、智能化矿山建设探索与实践，全面开创矿山“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运营管理新模式，加快实现了“保安全、提效率、降成本”的高质量发展，已然成为数字化、智能化矿山发展赛道上的领跑者。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黄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满慎刚
同时，满慎刚坦言，虽然近年来矿山行业推进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企业重视程度不够、相关技术人员缺乏、建设标准不统一等因素制约着矿山数字化、智能化的深入发展。对此，满慎刚建议，应尽快制定相关的建设标准，既规范矿山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工作，也有利于政府对矿山的数字监管；各企业要培养自己的专业队伍，提高工人的技术素养，切实解决建好用不好的问题；培育一批数字化、智能化建设示范矿山先行先试。
企业安全，不进则退。未来，数字化赋能传统企业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十四五”规划指出，要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要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对此，满慎刚认为，矿山数字化发展的关键在“务实管用”，要结合实际、追求实用、务求实效，这样才有生命力、发展力。满慎刚建议，应紧紧抓住“少人化、无人化”这个总方向，解决三个方面的需求。一是“少人则安、无人更安”的安全需求；二是“人均工效、设备台效”的效率需求；三是“减员增效、提质增效”的成本需求。通过“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信息化管人、智能化无人”解决矿山企业的难点、堵点、危险点等问题。
建议从三个维度科学有序推进数字化矿山的发展。一是加强政策引导，根据矿山实际，明确应达到的数字化建设水平要求，并作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条件之一。二是加强资金扶持，政府可在税收减免、视同科技投入、视同企业利润、无息贷款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三是加强创新驱动，让数字化转型真正成为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董林：矿井更安全，我们更安心
井下开采情况复杂，大到开采机械，小到电源开关，都关系着井下工人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焦煤西山煤电杜儿坪矿技能大师工作室主任董林扎根煤矿，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井下工作的点点滴滴董林都了然于胸，安全生产更是时刻牢记。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焦煤西山煤电杜儿坪矿技能大师工作室主任董林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给予煤矿安全生产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就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履职全国人大代表十年来，董林也真切地感受到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告诉记者，现代化的矿井生产与以前的矿井截然不同。井下设备科技含量越来越高，不但生产更高效，而且大大减轻了井下工人的体力劳动，避免了人员磕碰受伤情况的发生。现如今随着智能化、数字化的推广应用，井下设备都好似加上了一层“防护罩”，不但有效阻止了人员违章，而且通过监测预警系统，有效做到事前预防，风险防控，避免了更大事故发生。同时，煤矿人员整体素质也得到了不断提升。通过形式多样的培训，井下工人的安全意识逐步得到增强，实现了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良好转变。
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22年将增强国内资源生产保障能力，加快油气、矿产等资源勘探开发，完善国家战略物资储备制度，保障初级产品供给。同时提出，要推进５G规模化应用，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这无疑给煤矿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董林表示，煤矿企业更好的发展，关系着每个煤矿工人的切身利益。特别是一些老矿井开采条件差、人员负担重，对于如何面临未来矿井数字化转型，董林建议，从顶层设计提前谋划，将矿井周边的优质资源或产业、项目向其倾斜，给予转型矿井支持，解决人员安置问题。同时，从减税降费方面给予转型矿井支持，减轻企业负担，让企业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智能化矿井建设上，更快推进矿井高质量发展。
游弋：建议对《煤矿安全规程》有关条款进行完善
最新修改的《煤矿安全规程》（以下简称《规程》）即将于2022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其中，第一百六十四条第六款规定：“正常工作和备用局部通风机均失电停止运转后，当电源恢复时，正常工作的局部通风机和备用局部通风机均不得自行启动，必须人工开启局部通风机”。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永煤公司车集煤矿机电一队电
工班班长游弋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永煤公司车集煤矿机电一队电工班班长游弋表示，该条款内容主要是正常工作和备用通风机均失电停止运转后的具体要求，是确保矿井安全对风机作出的规定。但针对这样的硬性规定，在特殊条件下去执行反而更不利于安全。游弋认为，该条款应从恢复供电时间长短来分别作出相应规定。如短时间恢复供电，则允许还未停稳的局部通风机自动启动，这样可防止工作面因停风引起局部瓦斯超限。同时，出于为便于统一执行依据，还应对允许自动启动的恢复时间（确保绝对安全的时间）作出明确、具体的标准。如长时间恢复供电，特别是对高瓦斯和高突矿井来讲，就容易造成瓦斯超限。此时，如未采取任何措施，就允许局部通风机自动启动，则有可能造成电器火花和机械火花，从而导致瓦斯爆炸事故，抑或对全部瘪下去的风筒造成极大机械冲击，容易导致风筒连接处断开，阻断通风。因此，在长时间恢复供电时，必须规定通过人工监测现场环境后方可启动。此外，游弋认为，“必须人工开启局部通风机”的表述不够严谨，应加入开启局部通风机的前提条件。否则，即使由人工启动也不一定绝对安全。
综上所述，游弋建议，将此条款修改为：“正常工作和备用局部通风机均失电停止运转后，当电源能够在较短时间（煤巷、岩巷区分）内恢复，可允许自行启动；一旦停电超时，正常工作的局部通风机和备用局部通风机均不得自行启动，恢复供电后，必须经检查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再由人工开启局部通风机”。
交通安全
苏权科：制定运营标准，提高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安全运营保障能力
我国是交通基建大国，安全至关重要。随着服役时间的增加，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长大桥梁隧道、城市地铁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开始进入“服役中后期”，其结构性能和功能维护需求日益增加，叠加极端天气、突发自然灾害等事件的影响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对高质量运营服务需求的不断增加，使得其安全运营服务水平与安全保障能力之间不平衡不匹配的矛盾日渐显现，潜在安全风险日益增加。
全国政协委员、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总工程师苏权科
“首先，运营安全评价标准与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和统一。”全国政协委员、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总工程师苏权科告诉记者，现有的各类安全评价、评估、监测和检查的内容不完善、标准不统一，缺乏与新基建背景下数字化转型相适应的评价体系，难以为安全运营管理与决策提供有效支持。其次，设计、建造与运营各阶段缺乏有效的界面衔接。“体制多样性、运营模式多元化、系统复杂性等因素导致全生命周期联动不够，难以实现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安全运营的全生命周期高质量管理。”最后，安全运营的责任重大与业务地位不高两者不平衡，专业化程度有待提高。安全运营管理已形成一个由纵向层次结构与横向联结结构共同构成的复杂组织体系。但作为安全生产责任主体的交通企业，其安全生产组织体系往往还不够健全。
为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苏权科建议，在借鉴国内典型重大项目运营管理经验、重大工程运营管理数字化转型探索实践成果、港珠澳大桥智能化运维技术集成应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基础上，基于重大工程管理的视角，组织力量，建立一套系统、科学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运营规程，对设计与施工阶段应当提前考虑的运营相关工作内容、专业技术要求等作出系统描述与要求，对运维阶段的工作内容与标准、管理流程、安全监测、应急管理、专业人员配置等作出科学规定与指引，对运营管理涉及的不同运营主体、相关供应商、交通、安全、应急、环境、政府相关部门等在运营过程中的职责和协同作用进行明确界定，并探索建立重大交通基础设施运营主体认证制度，提高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系统整体运营服务水平，实现设计、建造与运营系统间数据接口的有效对接。对此，苏权科建议，可以借鉴“航天工程总体设计部”理念。“航天工程通过‘总体设计部’贯穿工程技术、生产与运维管理全过程，实现了设计、咨询与管理功能的有效衔接。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安全运营也需要加强设计、建造、运营阶段的接口管理，做到设计、建造与运营功能的有机联动，建立面向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安全运营理念。”苏权科告诉记者。
为解决企业安全管理部门地位不高、话语权弱等问题，苏权科建议，在重大交通基础设施运营领域引入和推广“首席安全官”制度，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安全运营职业化、专业化程度。“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推行‘首席安全官’制度，这项制度可以为提高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安全运营水平提供组织与人力保障。我们可以先试点再推广，在具体实行中，可以加强监督检查，制定相关奖惩措施，确保‘首席安全官’制度落到实处。”苏权科告诉记者。
陆永泉：建议将货车严重超限超载入刑
全国人大代表陆永泉表示，当前公路货运车辆超限运输依然是破坏公路基础设施、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根源之一。
全国人大代表陆永泉
陆永泉指出，超限运输车辆长时间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车辆安全可靠性和稳定性都会迅速下降，易出现爆胎、刹车失灵等问题，驾驶员难以在有效时间、有效距离内采取有效措施，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同时，由于超限超载车辆的荷载远超公路和桥梁的设计承受荷载，将大幅缩短公路使用年限。据研究，车辆超限重量的增加和其对路面的损害是呈几何倍数增长的。超限10%的货车对公路路面的损坏增加40%，一辆超载2倍的货车行驶一次，对公路的损害相当于正常车辆行驶16次。一条设计使用年限15年的公路，如果行驶车辆超限超载50%左右，公路正常使用寿命将缩短约80%，以一般等级沥青路面的设计使用年限12年到15年为例，实际使用寿命仅为2年到2.5年，全国公路每年因车辆超限造成的损失超过300亿元。
陆永泉告诉记者，从国外治理严重超限的经验看，已有部分国家通过立法规定了相应刑责。如韩国对严重超限车辆驾驶人或强迫驾驶人超限运营者判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美国对严重超限的驾驶人可判处1年以上监禁。从国内看，严重超限超载入刑已有实践。2016年，上海中环路高架货车超载事故后，相关企业的经理、调度员因重大责任事故罪分别被判5年、2年，两名司机因过失损坏交通设施罪分别被判3年、3年6个月。
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运输车辆超限超载行为也都制定了相应处罚规定。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的意见》中明确：“加大对超限超载违法运输车辆驾驶人、车辆所有人、运营管理者及货物托运人的处罚，研究推动将车辆超限超载违法运输行为列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行为，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正式实施，道路运输“三超”中的严重超员和严重超速均纳入《刑法》，作为危险驾驶罪追究刑事责任。
鉴于货运车辆严重超载超限的危害性，陆永泉建议，参照严重超员和严重超速入刑的规定，将货运车辆严重超限超载运输行为作为危险驾驶罪的一种情形纳入《刑法》，对驾驶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张天任：建立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全国监管网络平台
“近年来，各级管理部门对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的事前预防越来越重视，采取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各级管理部门的‘铁拳行动’下，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逐年下降，但危险化学品运输风险隐患尚未彻底清除。” 全国人大代表、天能控股集团董事长张天任告诉记者，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为了全方位汇聚数据资源，加大重点企业源头整治，加快重点车辆隐患清零工作，各监管部门希望构建“大数据+网格化+全链条”的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信息平台，加强部门间的横向协同和省市县的纵向联动，加大对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销售、运输、使用等全过程管控。
全国人大代表、天能控股集团董事长张天任
“依托大数据技术，发现潜在安全隐患，从而指导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监管，不断提升监管效率，有效遏制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发生。但是在推进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难题。”据张天任介绍，一方面，缺少综合信息平台，数据实时共享难；另一方面，缺少技术分析工具，超前预警能力低。
针对存在的问题，张天任建议，应加强组织联动保障，加快全国监管平台开发，还应打通信息壁垒，建立全国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大数据平台，重点对我国危险化学品生产、运输相关企业数量、分布情况、各部门危险化学品相关数据库建设情况、大数据平台建设需求等进行全面调查分析，加强部门间危险化学品相关信息的归集和整理。建立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大数据采集体系，统一数据库建设标准，加强数据衔接、信息共享，避免重复建设，有效指导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监督、检查和管理工作。
加强科技扶持力度，提高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功能也是解决目前问题的重要举措。张天任建议，“应鼓励引导危险化学品生产、运输相关企业提高信息化水平，促进大数据在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中的应用。在安全产业发展投资基金中，加强对科技型企业危险化学品大数据安全管理系统的扶持力度。”同时，加强海量数据分析工具的开发和在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领域的应用，及时、准确地判定事物状态是否构成安全隐患，提高危险化学品隐患排查治理能力，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防范措施，提高源头治理能力，降低事故发生概率。
厉莉：加强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
近年来，虽然相关部门、单位和社区加大了电动自行车充电管理力度，但违规充电等现象仍普遍存在，且带来严重危害。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金融法院法官厉莉建议，加强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金融法院法官厉莉
一是以“小切口”形式推进立法，适时出台《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厉莉表示，目前电动自行车的相关管理制度散落于各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之中，缺少体系化构建，彼此之间缺乏整合和有效衔接，无法形成制度合力。建议针对电动自行车管理的实际需要，以“小切口”形式推进立法，适时出台相关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
二是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一方面，建议相关部门加大执法监督力度，严厉打击对电动自行车的违法拼装、加装、改装行为。另一方面，要加大对电动自行车违法违规充电行为的查处力度，对违法违规充电行为及时发现、积极劝阻、坚决制止。应建立举报机制，向社会公布举报途径，鼓励个人举报与电动自行车有关的违法行为。
三是加大生产和使用环节的管理力度。建议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推进辖区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集中充电，在安全区域建设完善充足的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及充电装置，加强管理，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避免集中充电引发火灾。同时，探索“一车一池一码”，在车主、车辆与电池之间，形成一一对应关系，有效衔接生产和使用环节，对电池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
四是推动保险制度在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使用等环节的应用。进一步发挥保险在电动车安全管理方面的社会“稳定器”作用，鼓励保险公司推出更多适用于电动自行车各环节的保险产品。推动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销售商投保责任保险，鼓励电动自行车使用人投保第三者责任保险、盗抢险、意外伤害保险。
五是积极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探索普惠充电。建议对充电设施企业提供适当补贴，使在充电设施上充电的价格等于或者略低于居民生活用电价格，引导人民群众愿意用、用得起。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先行先试，待有成熟经验后，向全国推广。
烟花爆竹
黄小玲：加快建设转型升级集中区，推动烟花爆竹行业安全发展
据了解，湖南的浏阳、醴陵和江西的上栗、万载4县（市）地理位置相邻、产业基础相当、人文交流密切，在全国烟花爆竹行业中地位重要、影响很大。依托4县（市）建设转型升级集中区是关系全国烟花爆竹行业长远发展和战略转型的重大决策。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湖南省醴陵市醴泉窑艺陶瓷
有限公司总设计师（艺术总监）黄小玲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湖南省醴陵市醴泉窑艺陶瓷有限公司总设计师（艺术总监）黄小玲认为，建设全国烟花爆竹转型升级集中区可以加强产业分工合作与技术研发，联合制定安全规范和技术标准，提高产业集中度和本质安全水平。“就我的家乡醴陵来说，烟花爆竹产业是醴陵的支柱产业之一，烟花爆竹行业对提高城市知名度、帮助当地人民摆脱贫困、提高收入、维护农村社会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为推动烟花爆竹行业安全发展，黄小玲建议，加快建设全国烟花爆竹转型升级集中区，尽快出台集中区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细化任务，更好地指导市、县有序开展相关工作。在强化区域交流合作方面，黄小玲建议，湘赣两省应定期召开合作论坛或者联席会议，在政策联合、品牌联建、展会联办、口岸互通、技术互助、安全互管6个方面开展更广、更宽、更全面的协作，实现产业合作、行业合作、区域合作、企业合作等方面发展壮大，同频发声，共同推动集中区烟花爆竹产业安全化、科技化、绿色化发展。
校园安全
李景虹：推动高校危险化学品监管与应用服务体系建设
随着国家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增加，高校实验设备总值持续增加、实验室条件不断改善。与此同时，实验室安全问题越加凸显。高校实验室安全问题引起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李景虹的关注。“近年来，高校实验室所发生的安全事故让人痛心。”2022年两会上，李景虹提交了《关于推动高校危险化学品监管与应用服务体系建设》的提案。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李景虹
李景虹认为，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的采购、运输、存储、使用、废弃物处置的全流程监管和溯源已成为一项重大安防工作，刻不容缓，亟待强化。他表示，实验室危险源种类、数量不断增加，实验室使用更加频繁、开放共享度不断提高、科研项目探索性实验增多、具有安全隐患的操作不断增加，风险越加难以准确预见，诸多因素使得潜在的隐患“合力”增加。实验室安全工作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特别是在危险化学品管理（尤其是剧毒品、爆炸品、易制毒品、易制爆品管理）、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管理、实验室废弃化学药品处置等方面的安全隐患长期存在。
李景虹在调研中了解到，高校每年近30万人直接或间接参与涉危实验，但是高校实验室在危险化学品配送、对供应商资质审查、危险化学品采购来源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以北京市危险化学品行业管理和服务现状为例，李景虹提出，依托物流枢纽基地建设，加快危险化学品经营使用单位数字化应用场景创新，通过数字化网络平台与线下服务有机结合，升级北京市危险化学品行业管理和服务业态，形成智慧危化的“北京样板”。
此外，李景虹还建议，应建立危险化学品全流程信息监管系统，综合利用电子标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对生产、贮存、使用、经营、运输、废弃物处置等各环节进行（一物一码）全过程移动式信息化管理和监控，实现危险化学品来源可循、去向可溯、状态可控。以高校危险化学品供需为切入点，建立危险化学品供需信息平台，鼓励和引导危险化学品企业进入平台进行交易，实现危险化学品交易、仓储、配送的实时监控和统一监管。此外，他还建议，建设实验室数字管理平台，建立企业安全信息数据库，依托采购商/供应商的专业危险化学品仓库和专业的危险化学品配送体系，将采购商/供应商的仓库作为学校和科研单位的上一级仓库，实现各级单位危险化学品的快流转和少存储。
文博安全
马萧林：守护文物安全，提高文博单位安全应急能力
安全是文物保护的红线、底线和生命线。作为一名文博人，如何更好地对文物进行保护、利用，是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关注最多的内容。
我国文物资源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分布广泛，管理使用状况复杂，火灾和自然地质灾害等安全风险压力大，一些地方突发性文物安全事件时有发生。马萧林告诉记者，火灾事故、各类自然地质灾害等突发性事件严重危害文物安全。加强应急管理、增强应急能力，是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的基本要求，也是文物安全管理的重要措施。马萧林认为，面对各类突发性安全风险，要建立完善的应急管理机制、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形成强有力的应急力量。一方面可以提前做好安全防范措施，“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一旦发生突发性事件，可以做到快速有序、妥善处置，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或灾害造成的损失，保障人员和文物安全。“要切实增强风险意识，将文物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强化应对文物安全突发事件防范的风险意识，组织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分析研判文物安全形势。文物博物馆单位要列出安全风险清单，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从源头上认识和防范化解安全风险。”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
保护文物安全，是传承古老文明的历史责任，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马萧林告诉记者：“当前，有的文物博物馆单位还存在应急预案不完善、应急物资设备不完备、应急演练流于形式、应对能力较差等问题。”为此，马萧林建议，应从国家层面出台文物博物馆单位规范性指导文件，进一步规范文物博物馆单位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工作，建立完善应急管理机制，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有效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此外，他还建议，加强应急预案编制，指导文物博物馆单位科学编制防控火灾事故、自然地质灾害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全面梳理应急处置流程，协调各方面应急保障资源，强化各项应急管理措施落实。
文物安全，久久为功，责任重大。“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对于增强全员安全意识，提高应急处置能力非常有效。”马萧林建议，文物博物馆单位应结合工作实际，定期进行应急预案和突发事件处置演练，提高干部职工应急管理熟练程度和实战技能，相关部门也可以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大比武”和观摩活动，加强示范引导，切实提高全国文物安全应急管理的整体水平。
应急教育
徐玖平：要让应急素养根植于心、外化于行
素养有别于素质。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大学校长助理徐玖平认为，应急素养应成为公众根植于内心、外化于行的本能反应。我国应急科技和应急装备的发展日新月异，但公众应急素养并没有得到本质的提升。2021年，河南郑州暴雨事件就充分暴露出我国公众应急素养的缺失。徐玖平认为，究其原因在于：缺乏应急素养教育立法支持，缺乏系统的全民应急素养教育体系，社区应急教育没有顶层设计和规范管理，公共文化机构的教育效果有限，数字资源和智慧学习平台有待开发。对此，徐玖平就推动开展公民应急素养教育提出四点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大学校长助理徐玖平
一是加快应急素养教育立法。建议由全国人大尽快研究制定《应急素养教育法》，将全民应急素养教育纳入法律体系，实现应急素养教育的法治化。同时，建议将应急素养教育经费纳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从而确保学校、社区和公共文化机构应急素养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构建全民应急素养教育体系。建议构建以学校和社区为基础、公共文化机构为媒介、多主体联动的全民应急素养教育体系。各主体应根据自身受众、群体特点，提供螺旋式教育手段和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同时，切忌整齐划一，需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类指导，注重教育内容和形式的差异性、区域性和多样性。
三是大力开展应急素养教育活动。建议以塑造公众应对灾难的“实践意识”和“实践能力”为目标，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运用AR和VR等科技手段和情景模拟丰富培育形式，为公民学习灾害知识提供仿真情境和沉浸氛围。
四是建议发布新时代防灾全民公约。促使公众积极参与到应急素养教育中来，并充分发挥自身力量，把发生灾难的风险降到最低，把灾难的损失降到最低。
刘春平：建议尽快设立“应急管理类大学”
全国政协委员刘春平表示，设立应急管理类大学是加强应急管理人才培养，增强我国应急管理事业理论引领和科技支撑能力，为防控重大安全风险、积极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的重要举措。
全国政协委员刘春平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加之当前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种类多、分布广，频率高、损失重。但与之相匹配的应急管理领域专业人才数量不足、能力不强的问题却十分突出。据《中国应急管理人才需求调研分析报告》中指出，我国应急管理系统人才缺口在40万人左右，工矿商贸行业应急管理人才缺口在200万左右，应急管理产业发展需求的人才缺口更大。并且，由于我国应急管理科学体系刚刚起步，应急管理高等教育不论在数量、质量、层次、结构等方面，还是在教育管理、教学模式等方面，都不能适用我国应急管理人才队伍培养的需要。对此，刘春平认为，筹建应急管理类大学是破解我国应急管理人才短缺、科技支撑不强、装备不能自给等瓶颈的重要举措，亟需国家尽快批复成立应急管理类大学。
对此，刘春平建议，教育主管部门要特事特办尽快设立应急管理类大学。一是应急管理学科建设滞后，人才培养跟不上事业发展需求。现有学科还不能覆盖如防灾减灾科学、应急救援等重要领域。学科少成为制约应急管理高层次人才的瓶颈，亟需应急管理类大学承担起引领学科发展的重任。二是应急管理人才培养需要特殊的教育管理模式。这支专业队伍是党和人民的“守夜人”，是危急时刻的“逆行者”，需要具备“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特定素质。这是一般大学常规的、分散的专业教育不能够培养出来的，必须像军队和公安系统那样，建设专门的、高水平的行业性大学，有效对接应急管理各重点领域的需求，形成实战化、职业化、准军事化的特殊育人体系和育人环境。三是应急管理专业化人才严重短缺，特别是一线具有风险识别、处置决策、协同作战等一专多能应用性实战型人才。建议加快组建理论与实践并重教育的专门大学，抓紧培养应急管理事业发展的高层次专业人才。
景柱：设立全民应急演练日 增强防灾减灾救灾意识
2021年7月17日至23日，河南省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特别是7月20日郑州市因极端暴雨导致严重城市内涝、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多灾并发，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工商联主席、海马集团董事长景柱认为，在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中，暴露出我国基层政府危机应对能力不足、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机制不健全、基层组织和群众缺乏有效的灾害应对和灾后自救基本常识等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工商联主席、
海马集团董事长景柱
“我国拥有广袤国土和多样的地形地貌，自然灾害频发。天灾不可避免，但随着全民防灾减灾意识的增强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提高，可大幅降低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对此，景柱建议，设立全民应急演练日，通过定期演练，增强政府部门、基层组织和群众的防灾减灾救灾意识。“要重点演练各部门之间灾情防控的联动机制。”景柱告诉记者，应急管理、气象、教育、交通运输等部门之间应有一套完善的联动机制，重点演练灾害预警部门发布不同等级预警信息时，其他部门如何及时协同响应。在提高基层组织的应急处置能力方面，景柱建议，应重点演练基层组织“第一现场”的处置能力。“社区、企业、学校、农村等基层单位处于应急管理工作的最前沿，是处置突发事件的‘第一现场’，应加大防灾科普教育和应急演练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农村，增强基层组织防灾减灾自救的意识，提高基层组织的应急处置能力。”景柱告诉记者，一定要确保在面对突发情况时，尤其是在电力、交通、通讯等中断时，基层组织也能按照演练内容，及时响应并有效协同，第一时间做好群众的疏散、安置和救援工作。“在全社会广泛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科普教育和应急演练，确保群众掌握正确的防灾减灾救灾知识与方法，提高自救、互救能力。通过演练，使群众了解本地区可能发生的灾害类型、灾害危害性以及发生灾害时本地区避难场所的位置、应急物资领取点、求助途径、正确的撤离路线等，真正做到灾害来临时沉着有效应对。”景柱建议，有条件的地区还应建立防灾体验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
